2006年7月，梁志刚去医院为季羡林先生祝寿。（图片由梁志刚先生提供）

1962年，上高中的我曾读到一篇散文，题目是《春满燕园》。文章讲到燕园湖光塔影、书声琅琅，老师辛勤耕耘，同学勤奋上进。我被优美的文字深深吸引，对燕园求学充满憧憬，也牢牢记住了作者的名字——季羡林。

两年后，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，成为季羡林先生的学生，自此开始了与恩师长达40多年的师生情谊。那时候季先生53岁，是我们的系主任。他讲话声音不高，语速不快，没有一点我所想象的名教授“派头”，只是常常教导我们要热爱所学专业，刻苦学习，学成报国。后来我们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爆发了，先生的经历很曲折。直到1969年北京大学牛棚解散后，季先生又来到我们班，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。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，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、喝稀粥，白天一起挖防空洞，往麦子地里挑粪。他对我们每个人的脾气秉性、兴趣爱好都了如指掌，我们毕业后他也不断地提供各种教诲和帮助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，季先生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了又一篇散文《春归燕园》。改革开放如同和煦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，季先生也开启新的学术之路。1979年，老先生应新疆大学之邀西行考察讲学，同行的还有任继愈、黄心川两位先生。当时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军区，先生日程安排特别满，还特地让人通知我去新疆大学一晤，关心我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情况。那次，得知我搜集中亚历史资料遇到困难，季先生利用鉴定善本古籍的机会，向新疆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学生，在军区作调研工作，如果他需要查阅资料，请一定帮忙啊，拜托拜托。”舐犊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先生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总想为他做点什么。2005年，蒙先生首肯，我和老同学胡光利将先生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，整理成一套书，定名《此情犹思——季羡林回忆文集》。编辑书稿，又一次为我提供了亲聆先生教诲的机会，其中几件小事让人印象深刻。

当时出版社要求老先生写一篇自序。先生笑言，我就写我要过95岁生日了，学生送礼物我表示欢迎，行不行啊？我说那肯定不行，于是先生让我来写一个编者前言。当时稿子里有“国宝级的学者”“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”等字眼，我们认为没有夸大，是实话实说。可是先生看了不高兴，说：“我正在写文章，‘辞国宝’‘辞大师’，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，我算什么？一个杂牌军而已，不过生得晚些、活的时间长些罢了。”遵照先生的意见，我们改了一稿，先生看了说：“还是有吹捧之嫌，再改。”改了三遍才通过。

书稿的最后一卷，原本想发表先生在医院写的、之前没有发表过的东西，但是先生不同意。他说了两个理由，一是他已经答应了另一家出版社，这些文章将来由他们出版，要信守承诺。二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学者，不算作家，这些小文章放在最后压不住阵。最后先生拿出4篇分量很重的东西,分别是《玄奘与〈大唐西域记〉——校注〈大唐西域记〉前言》《赵元任全集序》《汤用彤全集序》《胡适全集序》，成为回忆文集的压卷之作。季先生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，他说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，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，总是渺小的。先生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，有一种心忧天下的情怀，但他是忧而不怨，忧而不悲，他从西方文化的“征服自然”中看出了工业化之后人类生存面临的各种问题，又从东方文化的“天人合一”中找到了解决人类面临困境的必然之路。

2006年，出版社准备开新书发布会，先生不主张开，出版社坚持要开，先生便提出了三条意见：“领导同志公务繁忙，不要请他们到会；不要摆放我同领导同志的合影，不能借领导的光宣传自己的书；也不要放我的录像片，放几张照片可以。季羡林有什么了不起？就是一个普通的作者，不要招摇。”他还说，书做得好不好，不能靠宣传，应当靠书的内容、书的质量赢得读者。人家说好是鼓励，提意见是鞭策，都要真心诚意地感谢。为先生编书的过程让我受益良多，不仅学习他的为文，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为人。

先生晚年看起来风光无限，实际上有很多身不由己，但他却保持难得的清醒。他曾说：“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，今天不是圣人，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。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。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”这些话，当时我理解为先生是谦虚，现在看来，这是他对神化的反抗，对实事求是的坚守。他一生提倡“爱国、孝亲、尊师、重友”，将之奉为良知并身体力行。他数十年如一日，呕心沥血，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。可是先生本人却说，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没有什么英雄业绩。能够得到先生数十年的教诲，是我人生之幸。在我这个老学生心中，季老是我永远的先生。（本刊记者宋梁缘根据梁志刚先生的讲述整理）

《季羡林全传》书摘

的确，季羡林把心留在了敦煌。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，是他一生十大学术研究工程之一，不仅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成就骄人，而且从人类文化交流的视角，对敦煌和西域独特地位的科学论断，高屋建瓴，俯察全局，为这门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。

在此，笔者不妨追忆一下敦煌学的研究历史。100多年前，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，中国学坛以及世界学坛上出现了一门新学科“敦煌学”。可惜的是，大量敦煌文献流失海外，影响和制约了敦煌学的研究。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,我国除了少数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有所贡献外，敦煌学几乎是一片荒漠；而在国外，一代又一代汉学家研究敦煌学，取得了可观的成果。1957年，英国出版了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用8年时间编成的《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》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状况显然极不正常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，敦煌学也同别的学科一样，从悠长的寒夜中苏醒过来。季羡林到新疆和甘肃考察回来不久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应时而成立，一批中青年敦煌学者，踔厉风发，脱颖而出，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版了大量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。季羡林作为学会会长，更是身先士卒,为中国争得了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，令外国同行不能不刮目相看。1988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年会上，季羡林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：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世界。”得到了与会中外学者的同声赞成。时至今日，世界以及中国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，这个口号是准确而合时宜的，有利于国内外敦煌学者的团结协作，共同促进敦煌学的繁荣。

2000年召开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大会，表彰了10位对敦煌学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中外学者，季羡林名列其中。这的确是众望所归，当之无愧，但他却自谦地说：“我对敦煌学贡献不大，如果真有的话，也不过是啦啦队中的一个成员而已。” 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提供，有删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