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政者，正也。”为官者，当追求做清官好官，绝不做以权谋私、蜕化变质的贪官。而要做清官，就要守着“正俸”过日子。

贪官的种类很多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，就是他们不愿守着“正俸”生活，总是信奉“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外财不富”，处处假公济私、损公肥私。南宋文言小说集《曲洧旧闻》中就记载，宋徽宗时期，王黼主持国事时，公然收受贿赂，卖官鬻爵。他甚至与宦官梁师成相互勾结，联合开办“乌纱公司”公开标价卖官。“三千索，直秘阁；五百贯，擢通判”，就是他们开出的价码。王黼依据受贿多少，来决定授予官职的大小，早就不靠“正俸”过日子了。他后来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，也是咎由自取。

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，官清方能万古流芳。据《旧五代史·晋书》记载，五代时的名臣高汉筠在襄阳供职时，有不法官吏私下向他献上白金五百两，高汉筠严词拒绝。他说，你们拿来的这些钱，“如果不是多剥削农民，就是多榨取了商贩，我有正当的薪俸，拿这些做什么！”随即告诫他们不能再这样做，至于白金他都原封不动上缴给了朝廷。高汉筠守着“正俸”过日子，做了一辈子的清官，受到百姓的爱戴。

反对贪官，就要反对非法所得。明人郑瑄在《昨非庵日纂》中，讲述了汪汝达不为陋规所动的故事。汪汝达在浙江黄岩做县令，用自己的俸禄修筑城池，贼寇来了百姓也不害怕。他为官二十余年，清白如月亮一样。离开浙江时，下属官吏送来平日收缴的罚金，说道：“这照例是应该归你的。”汪汝达正色问道:“做官除了日常的俸禄之外，还有其他应得的钱财吗？”马上断然拒绝。在汪汝达心里，如果照惯例、遵旧俗拿了那些钱，就有违自己做官的操守。可以说，他坚持守着常俸过日子，不该占的钱一分都不要，为后人立起了不循陋规、清正廉洁的标杆。

杨震拒金

柳宗元曾写过一篇《哀溺文并序》，提醒人们“始贪赢以啬厚兮，终负祸而怀仇”。他把不当之财比作“仇敌”，并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贪得无厌、执迷不悟者。东汉名臣杨震曾以“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子知”，拒绝以前的门生王密向他献上的黄金，被后人尊称为“四知先生”。封建官员尚且懂得有“正俸”、不可贪，今天的共产党员，有着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，应该做得更好。对党员干部来说，“正俸”是工资，是合法收入，不能有什么灰色收入，更不能有违法所得。

古人有言：“苦钱能久，苦工能恒。”这告诉我们，金钱取之有道，才能心安理得。只有坚守法纪的底线，不贪念自己那口井之外漫无边际的“水”，才能让自己过得安心、安业、安定。如果取之非法，今天获一点，明天收一点，后天要一点，久而久之，越积越多，结果只能是“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”。这也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，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，于是享乐变成放荡，金钱、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告诫党员干部：“当官发财两条道，当官就不要发财，发财就不要当官。”正在全党开展的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，把“清正廉洁作表率”作为一个具体目标，体现的正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廉洁方面的基本要求。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正确处理公私、义利、是非、情法、亲清、俭奢、苦乐、得失的关系，清清白白为官、干干净净做事、老老实实做人，守着“正俸”做清官，牢记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，做到无愧于党、无愧于民、无愧于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