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国内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、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特殊背景下，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。“八一”军旗在嘹亮的军歌和不息的军号中，高高飘扬。

2019年10月1日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。这是行进中的仪仗方队。

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一支落后队伍改造成一支先进军队

红军创建初期，队伍中存在的严重的乡土观念、宗族观念、排外观念、享乐观念等等，形成革命的目标先进性与队伍组成的落后性这一巨大矛盾。例如，存在严重的乡土观念。“朱毛会师”组成红四军后不久，二十八团想去赣南，因为赣南人多；二十九团想去湘南，是想回家；三十一团想去浏阳平江，同样因为家乡在那里；湘赣边界的同志则主张在边界游击，谁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。乡士观念导致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，离开家乡就不行，甚至导致个别队伍成建制溃散。又如，组织纪律的散漫。队伍刚刚组织起来，很快又散掉。今天50个人，明天是否还有50个人还成问题，来来去去十分自由。官兵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，士兵见稻谷成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，城防无人顾及，城市得而复失。贺龙元帅回忆说：“那时候的部队，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，手一松就会散掉。”

在中国历史上，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，揭竿而起、上山称王的从来不乏其人。最后他们不是落草为寇，就是接受招安，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，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而已。人民军队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覆辙，不成为“陈胜吴广第二”“李自成第二”“石达开第二”，是中国共产党人军事创新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考验。

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型军队是袁世凯的“小站新军”，但因袁世凯的个人独断、拉帮结派、选人用人大搞“公权私恩”，大力培植人身依附关系，最终以北洋军阀集团的标签，留下祸国殃民的千古骂名。蒋介石集团同样如此，蒋指挥枪、枪指挥党，使国民党最终落到党权屈于军权，“国军”沦为“蒋军”，“党国”变成“蒋国”，未能摆脱新老军阀的历史覆辙。

真正完成对一支队伍脱胎换骨改造的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。面对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，对红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、极端民主化、平均主义、流寇主义、盲动主义、军阀主义残余，毛泽东毫不妥协，坚决斗争，其间多次出现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”的境况。南昌起义失败后，军心大乱，只剩2000多人的队伍在三河坝会师时群龙无首。关键时刻，朱德站出来说，大家不要散，我们现在有人有枪，一定有办法。这支剩余的部队，跟着朱德走到10月底，还是穿着短衣短裤，没有药品，没有食品，人越走越少，走到江西安远时只剩下800人。

这支队伍从惨败走向胜利，是一场少数先进分子对多数人的改造。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，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，没有百折不挠的韧性，没有极富历史自觉的领袖集团，这支队伍不可能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走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。习近平主席说：“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，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，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。”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、凤凰涅槃。

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群众

古田会议确立“党指挥枪，而不是枪指挥党”的根本原则，确立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坚决实现少数先进觉悟者对大多数人的改造，使农民队伍蜕变成一支先进革命军队。此后的中国工农红军，历经五次反“围剿”、二万五千里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队伍里曾经带有的宗族观念、地域观念、非组织观念等错误观念，已经完全被转变。回顾历史，我们不禁思索，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到底在哪里？是特别会打仗吗？不是。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，才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大优势。

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，国内一度一片哗然。这种状况在抗日战争之初也出现过，当时国内舆论一片哀号，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，不能干。那时，所谓中国最聪明的大脑聚集在一起，成立了“低调俱乐部”，成员包括周佛海、陈布雷、胡适、张君劢、陶希圣等，都认为不能干。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讲，中国人的要素、物的要素、组织的要素，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，战必败。这和我们今天是何其类似啊！我们今天有的学者在讲的，中国人的要素、物的要素、组织的要素，没有一种能和美国比，打贸易战，中国肯定失败。这两者有什么差别？历史在惊人地重复。

而当年毛主席就说干得过！为什么？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讲了一句话：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。蒋介石说要抗战，胡适吃饭的时候问他：“委员长，你说要抗战，抗多久？”老蒋回他：“6个月！”为什么是6个月？因为国民党兵工署向老蒋报告，南方北方所有的枪炮弹能够师以上单位打3个月。3个月之后枪炮弹就都没有了，老蒋能说抗6个月，也算可以了。老蒋只看到了武器的统计数字，而毛主席讲《论持久战》，他看到了民众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。今天不也是这样的吗？今天打贸易战最深厚的根源是外汇储备吗？是美国国债吗？是贸易盈余吗？是民众！

金一南为解放军某部官兵作讲座。

用信仰之光照亮过去、点燃未来

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其实完成的使命就三个字——救中国，挽救中国于危亡；从1949年到2050年的一百年，要完成的使命也就四个字——发展中国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一代又一代人为这样一个共同的信仰不懈奋斗，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。

回想1927年南昌起义前夜，7月31日晚上，朱德把敌第三军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民、二十四团团长“萧胡子”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，“请”到大士院32号南昌市长李尚庸家大摆宴席。酒足饭饱后，他又拉住他们打麻将。晚上9时，起义总指挥部送来了口令，朱德借故离席布置起义事宜。这时，一个滇军青年军官匆忙跑来报告说，外面有共产党将要发起暴动。朱德听后哈哈一笑，从容地说：“现在这样的混乱时期，什么谣言都有，大家请接着打牌！”又过了一个时辰，埋伏在院外的10多名起义军战士奉命冲进室内，把这3个醉醺醺的敌军官扣押了起来。

朱德亲自导演的这场“宴请”，巧妙地削弱了敌军的指挥力量。随后，他立即赶往起义总指挥部通报了起义消息已泄露的情况，前敌委员会当即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进行，起义部队以颈系红领巾、左臂扎白毛巾为标志。朱德还把随身佩带的驳壳枪系上了红飘带，前往自己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准备战斗。

起义部队南下，周恩来分配朱德打前站，当开路先锋。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召开会议，决定留朱德在三河坝殿后。朱德没有部队，指挥部就把叶挺的十一军二十五师临时交给朱德指挥，命令朱德完成掩护任务后再南下，到时把指挥权再交给叶挺。

朱德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三河坝坚守了三天三夜，部队伤亡六七百，还剩两千多人。任务完成后刚把掩护部队集中起来准备南下，南下的两百多官兵跑回来了，向朱德报告南下主力在汤坑一战中全军覆没的消息。听此消息，部队大乱。关键时刻，朱德提出隐蔽北上，穿山西进，去往湘南。部队到达江西安远的天心圩时，只剩800名官兵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朱德坚定地说：“大革命是失败了，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！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。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，不革命的可以回家，不勉强。”今天我们回头看，在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，如果起义队伍剩下的这800人散掉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哪里寻找自己的奠基人呢？

今天说起来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发起是何等重要的历史事件，然而，当年又有谁在意？中共一大开完，与会代表就各奔东西。1922年陈公博脱党，1923年李达脱党，1924年李汉俊脱党，同年周佛海脱党，1927年包惠僧脱党，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，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。中共一大13个代表中脱党和被党开除的就有7人，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还当了大汉奸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。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，宣布大会开幕、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，而最后竟然在国民党军统手下当了特务。

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门口那副对联，至今读来依然如雷贯耳：“升官发财请走别路，贪生怕死莫入此门。”多少名将从这样的军校里产生。中国共产党人兴办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至今听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：“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……”

我们这支军队在战火硝烟中英雄辈出、战将林立，和平时期能否继往开来、无往不胜？当我们实现载人航天时，从外层空间眺望蔚蓝色地球，是否能感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的那条蜿蜒曲折的红色痕迹？我们接过八一军旗，是否还能延续那种生死不渝的信念和意志？是否能够通过我们的奋斗使这支军队跻身世界强师劲旅之列？与历史同步伐，与时代共命运，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信仰最大的威力。

灵魂与血性永远是军人的脊梁、胜利的刀锋

从1840年以来，多少代中国人追求，从洪秀全到孙中山，从毛泽东到邓小平，那么多中国人追求的，实际上，我讲就是四个字——富国强兵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，必需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必集合着一群赤胆忠心的军人。

在美国西点军校校史馆内，陈列着上甘岭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两个沙盘模型，上甘岭战役中美军7个营攻不下我们两个连，这一仗打出了民族自尊，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。美国军人虽然对“八一”二字的含义不甚清楚，但是通过两军交战与交往，知道这个标记不容轻视。

回想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，抵抗到最后剩他自己一个人。叛徒赵廷喜劝他说：“我看还是投降吧，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。”赵廷喜哪里知道，岂止不杀，如果杨靖宇投降，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部长，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。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，对赵廷喜说：“老乡，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，还有中国吗？”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，极大地表现出中国军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血性。

我常常梦到那些非凡的前辈。大渡河、夹金山、腊子口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天堑，都无法阻挡他们；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山，他们都能铲平。从1927年建军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，中国人民军队在22年间，摧枯拉朽，横扫一切；新中国刚刚成立又逢朝鲜战争，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，把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从鸭绿江边压到“三八线”附近。中国军人那种顽强不息、惊天动地的能量来自何方？那正是《苦难辉煌》所揭示的来自信仰的力量。

我在今年6月出版的《为什么是中国》中说，牺牲是军人的最大付出，但不是军人的最大奉献。国家设军队、民族设军队，是让你夺取胜利的，不是让你在关键时刻一死了之的。过去，甲午战败，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，“定远”管带刘步蟾自杀，“镇远”管带林泰曾自杀，继任管带杨用霖自杀……庚子事变，八国联军侵华，李秉衡奉命抗击八国联军，刚到通县张家湾就自杀了，留下遗书——“天下事从此不问罪臣”，全军不战自溃。这就算了却军人的责任了吗？对军人来说，胜利永远无可替代。

灵魂与血性永远是军人的脊梁、胜利的刀锋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队伍成员在不断变化，但不管成员怎么变化，凝聚成灵魂的东西，融入血脉，代代传承。老军人正在退出现役，年轻人正在担当重任。这是历史的呼唤，更是我们心中燃烧的不熄火炬。（金一南：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，著有《苦难辉煌》《为什么是中国》等。本刊记者曹雅丽采访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