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校是每个人的必经之所。 

　　我们的早年生活主要场景是学校，我们在这里开启教育常规轨道上的漫长岁月。不同年龄的我们，被交到不同的老师手中，学习各种教材，接受各种教导与规范，跨过一场又一场考试。 

　　我从小生活在一所学校的家属院里，见到的成年人多数是老师。他们或是小伙伴们的家长，或是父母的同事。他们总是面有倦容、不修边幅，也总是步履匆匆、手上粘着粉笔末，每天把厚厚一摞作业本带回家，与苍老的父母、拖着鼻涕的孩子围在桌旁吃简单的饭菜。他们大多很有耐心，善于倾听和指引，告诉孩子们应该这样、不应该那样。我怀疑自己好为人师的毛病，就是这个院子里的人潜移默化的结果。 

　　我的小学音乐老师是母亲的漂亮“闺蜜”。大家都翘首以盼上她的课。上她的课，我们不好意思穿脏衣服，课前课后打闹的情况也会减少。她用自己的歌声，也用温婉的话语，教我们留意大自然、关心小动物、欣赏花草的美。她总是笑盈盈的，说话和声细语，她的美好和温暖最恰切地代言了教师这个美好职业。但有一天，这位老师突然披头散发、号啕大哭，人们说她精神失常了。这使我们突然意识到，即使身处学校这样的“世外桃源”，意外变故同样也随时可能发生。 

　　父亲那时在离城较远的中学教书。有一年夏秋时节的一个下午，他用自行车捎着我，从北到南穿过小县城，来到城郊接合部的一个大院子里——他的学校。大院子被不高的土墙围着，里面生长着高大的杨树，蜻蜓飞舞，蝉鸣处处。我和他一起在校食堂里吃饭，我跟其他老师带来的孩子很快成为好朋友，我们在食堂和操场上疯跑、嬉戏，看文艺演出时也不安分，全然忘记了时间和周围大人的存在。或许是校园里家长与孩子们亲密无间的氛围感染了父亲，他对我比平时明显热情和体贴了不少。看完演出，他打来热水，让我与他一起坐进一个大浴盆里洗澡。在炎热的校园里，父子居然如此“赤诚相见”，任目光交接，任情意流淌，虽然这种场景一生里只有这唯一的一次，却足以让我们刻骨铭心。 

　　这所中学后来搬到城里，成为我的中学母校。它依然用土墙围着，依然有许多杨树、沙枣树和红柳树。那时，父亲已经不在这所学校教书了，我偶然想起那次与他在学校里经历的傍晚，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进入青春期的我，开始与父亲疏离，常常徒然旁观着父亲与来家帮着修理钟表、收音机的那些学生促膝长谈时的无拘无束，感觉他对我却怎么也亲切和自然不起来。我对他也同样如此。我们在学校里是被动的，无法自己选择老师、选择教材和教法。学校教给我如何获取必要的书本知识，并不教我如何与自己的父亲相处。 

　　成功的学校教育激发学子的探究意识、质疑能力和思考能力，教会我们从周围事物中找到一些乐趣。初中时代，我们遇上“读书无用论”，高中时代，考试和升学率却开始主导学校。好奇心、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的激发和培养始终没来得及出场，德智体美劳被割裂了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指出，对每个处于一定年龄段的孩子的教育，都要将生产劳动与课堂教学和体魄训练相互结合起来，这是使人得以全面发展的唯一手段，学校教育如果背离这个宗旨，可能会带来灾难。因此，马克·吐温不无尖锐地说：“肥皂与教育不像大屠杀那样会伤害许多人，但从长远看，肥皂与教育更能置人于死地。” 

　　优秀的老师在既有的教育轨道上找寻良好路径，将教育恩惠施予学生，使他们免遭扭曲或空手而归。我庆幸自己曾经遇到过几位帮助我成长的好老师。比如那位始终鼓励我的语文老师。她把我在咬文嚼字方面的每一点进步都看在眼里，时常加以赞赏，帮我克服懒惰，增强我的自信心。比如那位教练型的初中班主任，他目光如炬，恩威并施，不仅物理教得好，更懂得人的心理，学生的特长都会被他及时用在刀刃上。在他面前，我们不敢不打起精神，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不敢忘记提醒自己一定要上进、一定要使劲往前走。还有我高中时的物理老师、生物老师，他们组织地震观测小组和生物兴趣小组，拓展自己的教学，以热情和思辨引导我们看向更辽阔的世界。孩子在学校里能得到多少，取决于有多少有所作为的教师。 

　　不过，学校能够反复强化的，可能只是学生天然所擅长的领域，无法唤醒其基因里并不具备的能力。20世纪8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是，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大多数学生都试图跟上这个时尚的召唤，但总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学生，只要涉及运算、实验和推理，就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不管学校让我花多少时间学习这些，作用都微乎其微，我最终还是只能弃理从文。 

　　人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，否则，这个世界就没什么遗憾了。每个人都有惰性，不自觉地随波逐流，在学校学知识的同时，也学别人身上的坏毛病。有一些过错，独自犯的时候颇觉忐忑，在学校里与别的孩子一起犯，就毫不在乎了。比如，我们一有机会就会像《包法利夫人》开头写的那样，嘲弄窝囊的新生；或像对待《呼兰河传》里那个小女孩一样，蔑视学校里家境清贫的孩子。学校帮助着我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，这方面的作用肯定是有的，但如何克服其局限性，也值得探索。爱默生说过，大学教育的好处之一，在于使青年人看到其作用的有限。这提醒离开学校的人们，要去接受生活这个大学校的再教育。 

　　生活不断提出各种必须认真加以回应的难题，以此锻造我们真实的本领，成为我们更广阔更长久的学校。生活最能让人明白笛卡尔所说的“学习之道”，让人“集中于对所面临的各种情况作出中肯、正确的判断”。生活考验人，增长人的才干，磨炼人的意志。正因如此，麦尔维尔长篇小说《白鲸》里的亚哈船长才断言，捕鲸船就是他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，不单教会了他生存，也成就了他的世界观、宇宙观，随着捕鲸船行进于惊涛骇浪之中，船长对“文明社会”的不公，对教会的腐败、劳动者的美德，认识得更为深刻。（梁鸿鹰）